【視頻】嶺南文史 | 陳煥鏞：躬行華南大地，逐夢植物王國

文/圖  羊城晚報全媒體記者 易芝娜  通訊員 任海虹
視頻攝像/唐德榮  戚容源
（部分圖片由中科院華南植物園提供）

名家與南粵⑩

4月中旬，國家植物園于北京正式揭牌；而在千里之外的廣州，中科院華南植物園也正桃李芳菲，花開滿園。

清明剛過，羊城晚報記者來到有“廣州人的后花園”美譽的華南植物園。在園中的雕像徑中，一座1:1等身大小的雕像刻畫出該園的創建者——中科院學部委員（院士）陳煥鏞。

他是我國著名植物學家和分類學家，畢生在華南大地上“耕耘”，開創了中國現代植物科學研究的新紀元，特別是為植物分類學作出奠基式的貢獻。

中國科學院華南植物園原副所長、研究員陳忠毅，植物園綜合辦公室副主任黃瑞蘭向記者介紹，在今日華南植物園科研區一隅，仍保留著陳煥鏞居住過的一幢小紅樓，附近還有一條小路被命名為“煥鏞路”。

陳院士一生采集標本達12334號，共發表了600多個植物新種與新組合、11個植物新屬。

華南植物園擁有的全球保存木蘭科植物數量最豐富的木蘭園，更是與他直接相關。園中，大葉木蘭、絹毛木蘭、石碌含笑以及觀光木等多種木蘭科植物新種，都經他定名發表。

陳煥鏞院士一生守護祖國珍貴的植物、生態資源，捍衛國人的學術尊嚴，他的精神與實踐對我們今天實現“美麗中國”的生態文明建設目標具有重要啟迪。

 少年立志 回國癡迷采集  

1890年，陳煥鏞在香港出生，1971年病逝于廣州。華南植物園標本館里還有他另一尊半身雕像，那是當年由植物園同仁集資、請廣東雕塑家唐大禧和唐頌武精心雕成。

據說，這尊雕像與他本人酷肖，豐神俊朗、眉目棱角分明，還能看出陳煥鏞的特殊血統。

陳煥鏞的父親陳言是廣東新會人，清朝光緒年間曾被派駐古巴擔任公使。在那里，陳言認識了古巴籍西班牙人、后來成為陳煥鏞母親的伊麗莎白。

陳煥鏞六七歲時曾旅居上海，十三歲時父親去世。幾年后，他遵循父親遺愿，遠赴美國求學。

1909年，他進入美國馬薩諸塞州立安姆斯特農業學院學習樹木學與昆蟲學，1912年轉赴紐約州立大學林學院，1915年取得學士學位后又繼續前往哈佛大學布斯學院及阿諾德樹木園學習森林學，并于1919年取得碩士學位。

陳忠毅回憶，1996年，華南植物園在40周年園慶前夕曾推出一本《陳煥鏞紀念文集》，當時他是副主編之一，整理了大量與陳煥鏞相關的資料文獻。

陳煥鏞對森林保護的概念形成于美國求學期間，那時，中國人要了解自己國家的植物，還得到美國和歐洲的研究機構去找。由此，他心生愿望：中國要有自己的植物研究隊伍，要建立自己的植物園和自然保護區。陳煥鏞一生都在為之努力。

1919年，從哈佛大學畢業后，陳煥鏞放棄了留在歐美等地深造的機會，毅然回國，到海南島開展了長達9個月的植物標本采集工作。

作為最早登上祖國南部島嶼采集動植物標本的中國植物學家之一，他在海南島五指山山區采集動植物標本數千份。

當時的海南腹地還是瘴癘之地，陳煥鏞常常處于瘧疾的威脅中，因螞蟥叮咬和營養不良導致渾身傷痛，甚至病倒、發燒至40℃……最后，他被人用擔架抬出海南五指山山區。

  保護自然 一生追求科學  

從1920年開始，陳煥鏞先后在南京金陵大學、東南大學任教。1927年，陳煥鏞受聘成為中山大學教授。

在他的努力下，1928年，中大農學院建立起華南地區首個專業的植物標本室，繼而成立中大植物研究室（后改名中大農林植物研究所），這便是現在的中科院華南植物園的前身。

自1925年至1937年間，陳煥鏞與另一位植物分類專家胡先骕合作出版了中英文版的《中國植物圖譜》；又創辦了以“孫逸仙”命名的英文雜志Sunyatsenia（《中山?？罚┎沃骶?；他還創建了廣西植物研究所，參與主持策劃《廣州植物志》《海南植物志》的編撰出版工作。

1956年，陳煥鏞與秉志、錢崇澍、楊惟義、秦仁昌等科學家聯名向國務院提交議案，最終獲批，建立了中國第一個自然保護區——鼎湖山自然保護區。

中國至此擁有了自己的植物研究隊伍、植物園和自然保護區，陳煥鏞少年時的心愿，在他與學生、同行們的共同努力下，最終一一實現。

1959年，70歲的陳煥鏞當選為《中國植物志》編輯委員會主編。

72歲時，他在中科院華南植物研究所全體人員大會發言中，仍要求大家“把國家任務當作自己的重要工作”，爭取七年之內完成編輯《中國植物志》這項偉大光榮的任務，并感慨新社會“做科學工作有許多優越條件”，要年輕一輩好好珍惜。

  科學分類 方法沿用至今  

今天的中科院華南植物園標本館是一幢新舊館合體的五層樓建筑。

總建筑面積5513平方米、滿滿五層樓的標本柜里，存有115萬多份（涵蓋48700多個物種）植物標本，其中重要的模式標本就有近8000份——新種植物被發現后，通常需要按照國際植物學命名法規來進行描述、命名。

只有在和分類概念上屬于近緣種的模式標本進行仔細對比比較并發表在一定專業核心刊物上，這一新種植物才算被正式發表定名。對于植物學家來說，“發表定名”新種植物是極為重要的學術成就。

館中有一批非常珍貴的標本，是當年陳煥鏞與海外同行交換得來的，其中，收藏時間最早的標本距今已有170多年的歷史。

還有一批菲律賓標本，其本國標本已毀于第二次世界大戰，而植物園標本館在抗日期間由于將標本及時轉移到香港，才得以完好保存。

新館里，一排排高端倉儲式手搖軌道密集柜整齊排列，雖然存量龐大，卻井井有條。目前，所有入庫標本都已數字化，并陸續對外公開共享。

標本館高級工程師曾飛燕說，至今，所有標本仍是按當年陳煥鏞留下的一套哈欽松系統進行分類保存的，這就是陳煥鏞當年在哈佛大學學成歸國并在實踐中建立起的一套分類方法。它方便又嚴謹，能將所有數據都保存完好，同時也為標本室納入國際電腦聯網提供了極大的方便。

正是在陳煥鏞等先輩們的努力下，中國人有了自己的植物標本館，終于徹底扭轉了以前研究本國植物新種也要去國外的局面。

陳煥鏞也是我國最早進行植物調查采集和植物分類學研究的中國植物學家之一。在這個標本館中，至今尚存有他與匡可任教授在1958年聯名發表的植物新種——被稱為“活化石”植物的銀杉模式標本。

微微泛黃的紙上裝訂的一枝干枯的線形葉植物，看上去并不起眼，但它卻是我國特有的珍稀物種，學術界一度認為它由于冰川降臨早已絕種。因此，當年銀杉在中國廣西被發現、最終被定名發表，頓時轟動了全世界。

  輾轉磨難 護佑珍貴標本  

陳煥鏞深知，開展植物科學研究工作，只有標本室是不夠的，所以也同時收集并進行植物種苗栽種。

1989年，廣東省政協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印的《廣東文史資料》第59輯記載，上世紀30年代，“農民燒山開荒日益加劇，不少原野植物被損毀”，為了保存那些稀有品種植物，陳煥鏞到處采集種苖，并“將采獲苗木托諸廣州市立植物園或農學院農場代為栽培”，建起了標本園。

至抗日戰爭開始時，該標本園已具一定規模，可惜“在廣州淪陷時為日軍所毀”。

抗日戰爭爆發后，廣州時常遭日機轟炸。1938年春，陳煥鏞出錢出力，將中山大學農林植物研究所的一批重要標本、圖書、儀器運至香港，自己卻堅持冒險留在廣州保護苗圃（即如今位于廣州華南農業大學校園內一片小樹林）。

后來他在寫給友人的信中描述，在炸彈襲擊之下，他只好逃進沙面，險遭逮捕，“日本人雇傭德國人搜尋藏在沙面的中國難民，他們半夜來到我藏身的地方，好在我騙過了納粹們，后來在廣州待不下去了，我就扮成苦力步行逃到了香港”。

陳德昭、黃成就編撰的《陳煥鏞傳記》中描述：1941年底香港淪陷后，中大那一批存港標本仍遭日軍扣押。1942年3月，偽廣東省教育廳廳長林汝珩到港，要求將植物所遷回廣州，并表示愿協助運返標本、圖書等。

陳煥鏞考慮再三，在聲明植物所純屬科學機構、拒絕涉及政壇的前提下，于1942年4月底將存港標本運回廣州，安置在康樂路前嶺南大學的校園內。

抗日戰爭勝利后，陳煥鏞如釋重負地與員工們一起清點公物，報請中山大學派人接收，豈料此時竟有人誣告他為“文化漢奸”。當時，如許崇清、金曾澄等教育、法律界知名人士，都出于正義感聯名上書陳述事實，并愿擔保。

同時，遠在美國的梅爾教授得知情況后亦寫信給美國大使館、轉交中國官方，特為陳煥鏞澄清。1947年，法院當局迫于民意，以“不予起訴”了結這樁冤案。

據考證，陳煥鏞曾先后在廣州的康樂村、五山石牌等地建有苗圃，甚至連廣西桂林雁山也有他指導布置的植物園（現桂林植物園內）。這都是他“建立一個鎮守祖國南大門、作為對外窗口的全國最大植物園”的偉大設想的組成部分。

  身體力行 新興學派楷模  

上世紀50年代，全國高等院校進行大調整，以中山大學農學院等為基礎組建的華南農學院從中大獨立出來，而植物研究所仍歸屬于中山大學。

直到1953年12月，中科院才與高等教育部及中山大學、廣西大學取得共識，正式接收了中山大學植物研究所、廣西大學經濟植物研究所及前嶺南大學自然博物館三個單位，改名為中國科學院華南植物研究所及其廣西分所。

2003年10月，更名為中國科學院華南植物園。

1956年6月，周恩來總理在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三次會議上提出，要在全國開展廣泛的護林造林運動。在這個大背景下，陳煥鏞向廣東省申請成立華南植物園鼎湖山樹木園，并于1956年正式接收了廣東鼎湖山林場樹木園，占地面積約17000畝。

鼎湖山國家級自然保護區暨樹木園就成了我國第一個自然保護區，也成為當時中科院華南植物研究所除了廣州園區外的第二個園區。

鼎湖山國家自然保護區被稱為“北回歸線沙漠帶上的綠色明珠”。陳煥鏞曾多次帶人前往當地林場采集標本，但由于交通條件差，研究人員也少，當時只能對當地物種以“就地保護”為主。

1978年，這里成立研究站，進行數據監測等研究活動，并在1979年成為我國第一批加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人與生物圈”計劃的研究單位。此時，陳煥鏞已去世數年。

上世紀60年代，時任中科院院長郭沫若視察華南植物園曾題詞：“必須實事唯求是，壯志雄心不可無；樹木固當勤墾難，樹人更要費工夫；作風樸素甘艱苦，學派新興立楷模；改造自然和世界，東風吹送上鵬途?！笨梢哉f，這是對陳煥鏞等開拓中國植物學研究的科學家們的最好總結。

——【訪 談】——

他為中國植物學研究打下基礎　　

黃瑞蘭 中科院華南植物園綜合辦公室副主任、《陳煥鏞傳》（即將出版）作者

羊城晚報：陳煥鏞的植物研究工作對中國植物學研究最重要的意義是什么？

黃瑞蘭：陳煥鏞是中國第一批植物學家，在他之前，中國的植物研究都是被國外壟斷的，他帶回來很多先進的方法與理念。

現在的華南植物園標本館依然是中國三大植物標本館之一，而我們的植物標本分類，還在沿用他當年那一套植物標本分類系統。這些都具有重要意義。

由于貢獻卓越，他成為第一批中科院院士，還連續擔任了第一、二、三屆全國人大代表，也正是在這樣的機緣以及他的各種努力下，1956年又成功申請成立了第一個國家自然保護區——這也是一個非常具有劃時代意義的開創性工作。

羊城晚報：陳煥鏞的名字居然與那么多植物有關聯，他對現代植物研究的影響有多大？

黃瑞蘭：他創辦的中山大學農林植物研究所，就是華南植物園的前身。研究所逐步轉型成一個綜合科學研究機構，而他當年所做的一切努力為今天我們的植物學研究打下非常好的基礎。

陳煥鏞先生把畢生精力都奉獻給了植物研究。他組織編寫了《廣州植物志》《海南植物志》，還擔任《中國植物志》第一任主編。

他也為我國培養了大批植物研究人才，包括我國蕨類植物研究“開山鼻祖”秦仁昌，有“中國植物園之父”美譽的陳封懷，著名植物分類學家張肇騫、蔣英等。

羊城晚報：目前華南植物園研究工作的傳承、進展如何？

黃瑞蘭：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陳煥鏞便開始嘗試把華南植物研究所向成為國內外享有較高聲譽的擁有多分支學科的綜合性植物研究機構推動發展?，F在，在全世界的植物園綜合實力排名中，華南植物園已位列前五。

遙想1919年，陳煥鏞前輩回國，立志為復興民族科學而獻身，要讓中國擺脫當年的困境，如今他終于得償所愿。我們也希望他這種愛國、愛科學、全身心致力于祖國科學事業的科研精神能繼續傳承下去。

——【延 伸】——

屬于植物學家的特別“致敬”

陳煥鏞一生中與許多同行結下了深厚友誼，也得到過不少國際友人的幫助，比如他就讀美國哈佛大學時的恩師杰克教授，以及美國農業部派駐菲律賓的植物學家、比陳煥鏞年長14歲的梅爾教授等。

1934年，梅爾在寫給陳的一封信中說：“如果你想致敬或感謝某人對你的幫助，你可以把他的名字放到植物新種命名里?！庇腥さ氖?，陳煥鏞及他的朋友們真的將這個建議充分實施起來，這見證了中國植物學研究建立過程中的國際合作。

這些植物學家們發表的不少新種植物名中，都出現了彼此的名字——其中以陳煥鏞名字命名的植物新屬就有4個(分別由德國植物學家巴瑞德和中國植物學家蔣英、張宏達、劉玉壺定名發表)，植物新種有44個。

而在陳煥鏞發表的新種中，嵌入的人名超過40個，這些人大多是和陳煥鏞關系密切的同時代植物學界同仁或是他器重的學生，包括16名國外學者。

1941年，陳煥鏞和蔣英聯合發表海南物種新屬——蘿藦科的梅樂藤屬及駝峰藤。陳煥鏞特別在文章里寫道：“敬獻給梅爾，以答謝他對本文兩位作者所代表的兩代中國植物學工作者的幫助?！?br/>

發表于1925年的長葉榧，是陳煥鏞獻給杰克教授的；1963年陳煥鏞鑒定并定名的木蘭科新屬觀光木屬，是為了紀念植物學家鐘觀光的；以胡先骕的姓氏命名了植物新種胡氏櫟、胡氏芮德木，也見證了陳胡二人志同道合的深厚友誼。

此外，陳煥鏞1927年發表的秦氏紫荊，嵌入了他的學生秦仁昌的姓氏；而1929年，秦仁昌發表新種陳氏耳蕨，也特意在中英文名字中嵌入了陳煥鏞的姓氏。在陳煥鏞發表的植物新種中，他最器重的弟子侯寬昭的名字甚至出現了多達15次。

跨越國界、跨越時空，一個個植物拉丁學名，見證了植物學家們不朽的友誼。(更多新聞資訊，請關注羊城派 pai.ycwb.com)

合作網站：廣東省政協“文史廣東”http://www.gdwsw.gov.cn/ 
（感謝華南植物園對本文采寫的大力支持）

來源 | 羊城晚報·羊城派
責編 | 吳大海